而渔业互助保险年承保量均为7万艘渔船和90万名渔民左右,要解决目前我国渔业保险发展的问题

核心提示: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2010年,我国实现渔业经济总产值12929.48亿元,占到了全国农业产值的9.3%。水产品总产量5373万吨,连续21年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水产品总量的71%。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2010年,我国实现渔业经济总产值12929.48亿元,占到了全国农业产值的9.3%。水产品总产量5373万吨,连续21年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水产品总量的71%。拥有渔船90万艘,占到了世界渔船总数的四分之一。同时,渔业也是高风险的行业。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1998年到2008年的一组理赔数据显示,我国海洋渔船船员的年均死亡率为162人/10万人,伤残率为507人/10万人,受伤率为693人/10万人。然而,风险比煤矿采掘业还高的渔业,却一直未和种植业、畜牧业等一起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范畴,原因何在?
业内人士指出,这里面既有法律的缺位,也有体制的原因。在我国,《保险法》并未对包括渔业保险在内的农业保险作出明确规定,这就给渔业保险的发展带来了较多困难,如渔业保险的定位、支持扶持原则,以及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界定等问题都不易落实,影响了国家财政对渔业保险的补贴,也影响了渔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此外,渔业保险的组织形式也是重要原因。1994年,农业部为了解决中小型渔船投保无门的窘境,借鉴了日本、韩国渔业互助保险的成功实践,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开展非营利性互助保险业务,一直维系到现在。业内专家就此指出,渔业互保协会属于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而我国对于“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一直又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使得互保协会开展渔业保险主体资格的合法性受到了一些部门的质疑,也是渔业迟迟享受不到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我国渔业保险发展的问题,推进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的建立,形成渔业保险的良性发展还需多方努力,共同推进。
首先,应明确渔业互助保险的法律地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庹国柱教授指出,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的立法进程,从法律方面优化渔业风险管理环境,这是妥善处理现行中国渔业保险的历史积累风险,推进渔业保险事业的当务之举。通过渔业保险立法,对我国渔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和发展资金进行保证,对政策性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规范,这样才能使渔业保险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应通过财政补贴的推动,使政策性渔业保险长效化。通过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可以解决制约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通过保费补贴,解决渔民买不起保险的问题;二是通过管理费补贴,解决渔业保险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三是通过再保险保费补贴或建立渔业巨灾风险准备基金,解决渔业巨灾风险难以分散的问题。据日本东京海洋大学娄小波教授介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渔业保险作为转移渔业风险的重要手段,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保费补贴、再保险支持、建立巨灾风险基金等不同形式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基本没有单纯按照市场原则或依靠商业性保险公司解决农业保险供给的。
最后,应通过加强监督管理,使渔业互助保险规范化。对不同性质的保险业务,实施不同的监管规则,这是国际惯例。渔业互助保险的管理应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的共同领导下进行,而不应是当前由民政部和农业部共管。一方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推动立法、引导渔民、规范业务、加强监督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保险监管部门则可以在渔业保险的政策制定以及立法、渔业保险具体业务的监督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多方努力,逐步建立完善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形成我国渔业保险“政府主导、渔民互助、财政补贴、协会运作”的互助保险模式,既符合中央“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农业保险”的方针政策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渔业发展实际。

核心提示:这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除了记者,更多的则是潭门当地的老船长。当谈及渔业保险这个话题的时候,原本相对沉默的船长们都变得活跃起来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中国记者“走转改”海疆万里行报道组
这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除了记者,更多的则是潭门当地的老船长。当谈及渔业保险这个话题的时候,原本相对沉默的船长们都变得活跃起来,纷纷发言:“只有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才提供渔业保险,其他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提供。”“赔偿金太低了,一二百万的船也就赔个三五十万,最高不超过50万。”“人的赔偿金更低,最多30万。”
这些常年累月在我国南海从事深海捕捞、一生都在与风浪做搏斗的船长们显然并不惧怕风浪,但他们也渴望政府和社会能为他们那份充满冒险的事业加上一把“安全阀”,而渔业保险无疑就是这把“安全阀”。
自2008年在我国7个沿海省份开始实施的政策性渔业保险——中央补贴20%、各级政府补贴35%、渔民仅承担45%保费的三级互保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渔民参保的积极性。据悉,2012年全国入保渔民和入保渔船数较2007年分别增长85%和83%,但从这些潭门船长的发言中却也不难看出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与渔民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每次开会我都会反映这个问题,但一直都没有效果。”有位渔民说。尤其是船员意外险,“有次我船上一名员工手指受伤,仅赔了1万元,但我仅医疗费就花了1万块,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我个人赔了他5万元。”
赔偿金低并不是区域问题,而是政策性渔业保险已展开试点地区所面临的普通问题。根据2012年7月农业部印发的《全国渔业互助保险发展“十二五”规划》,在海洋捕捞领域,渔民人身平均保额为19万元,而渔船平均保额为43万元,仅为实际渔船价值的40%左右。
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大渔民参保的积极性。在中国记者“走转改”海疆万里行采访期间,有位渔民直言每年200多元的保费太高,并向记者表达了不想参保的意愿:“像我这种小木船出了事故,最多就赔几万块,根本没什么用。而且每年都要买,一旦一年不买,以往所买便全部作废。他们硬要我们买,不信你可以问问,我们这儿的人百分百都不想买保险。”
客观数据也例证,全国渔民的参保积极性并不高。2010年的渔业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海洋机动渔船为29.8万艘,海洋渔业专业从业人员为227.8万人,而渔业互助保险年承保量均为7万艘渔船和90万名渔民左右,仅约占总量的25%和40%。
渔业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亿元,也正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常常对此退避三舍,作为我国唯一从事渔业互助性保险业务的协会组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也不免会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困境。
由于将渔业保险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畴,对促进渔业保险的发展可谓立竿见影。对此,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理事长王朝华建议:“希望财政部按照《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参照种植业、畜牧业的做法,尽快将渔船财产保险、渔民人身保险和水产养殖保险列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这不仅仅是渔区各级政府和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更是全国广大渔民兄弟的诉求和心声。”
虽然自2013年3月起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首次确立了渔业互保协会等保险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主体地位,然而渔业保险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没有1个品种被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上必须事实上脱离渔业执法部门,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自身的规范运作,独立走市场化道路;国家从税收优惠、费用支持和巨灾风险基金的建立等方面,给予保险机构一定的支持政策;在灵活选择政策的支持下探索商业保险公司与互助保险机构合作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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